話了。"周建國忽然說。
"打給誰？"
"蘇萍。"
周建軍和周建梅同時瞪大了眼。
周建國把手機放在桌上，開了免提。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響了七聲，有人接了。
"喂？蘇萍裁縫鋪。"
聲音沙啞，帶著西北口音，不像是南方人。但仔細聽，尾音里有一點熟悉的腔調(diào)——那是她們老家話的痕跡。
周建國的喉嚨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。
"喂？誰啊？"電話那頭的聲音不耐煩了。
"……蘇萍？"周建國終于開口，聲音比自己想象的要啞。
"我是。你哪位？"
"我姓周。"
電話那頭沉默了整整五秒。
然后，蘇萍的聲音變了，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，帶著一種壓抑了30年的東西："……你怎么有我這個電話？"
"我媽——周桂蘭，她的手機里有你的號碼。"
又是沉默。這次更長。
"她還好嗎？"蘇萍問。
周建國愣了。他以為蘇萍會掛電話，會罵人，會質(zhì)問——但她的第一句話是問媽還好嗎。
"她……"周建國看了一眼臥室的方向，門縫里透出一線昏黃的燈光，"她想見你。"
"不見。"
蘇萍的回答來得又快又硬，像一扇門啪地關(guān)上。
"我收了她的錢，是我該拿的。但我不見她。"
"蘇萍——"
"別叫我蘇萍。我叫周萍的時候，沒人要我。現(xiàn)在我叫蘇萍了，別來找我。"
電話掛了。
周建軍拿過手機看了一眼通話記錄，嘖了一聲："脾氣夠大的。"
周建梅坐在一旁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眼眶有點紅。
周建國把手機收回來，又看了一眼那個牛皮紙信封。蠟封上有一道細小的裂紋，像是有人曾經(jīng)想拆開，但最終又放了回去。
他想拆，但手伸到一半又縮了回來。
臥室里，周桂蘭躺在床上，燈亮著，眼睛睜著。
她聽見了客廳里的電話聲。
她知道周建國給蘇萍打了電話。
她也知道蘇萍說"不見"。
30年了，每次都是這樣。她讓劉嬸打電話，蘇萍不接；她親自打，蘇萍掛掉；她匯錢，蘇萍收了，但從來不回一個字。
但錢，她收了。
周桂蘭有時候想，收了就好。收了就說明還認。不認的話，干嗎收一個不要你的**錢？
可她又覺得，也許蘇萍收錢不是因為認她，而是因為恨她。收了錢，心里才能理直氣壯地恨——你看，我連你的錢都不稀罕，我只是拿回你欠我的。
想到這里，周桂蘭又咳嗽起來。她把被子拉上來捂住嘴，不讓自己發(fā)出聲音。
被子上有日光的味道，是劉嬸前天幫她曬的。
她不想讓三個兒女聽見她咳嗽。
更不想讓他們知道，她咳出來的東西是什么顏色。
舊賬
第二天一早，周桂蘭就醒了。
她醒得比鬧鐘早，這是幾十年紡織廠上早班留下的習慣。天還沒亮，她就坐在床邊，摸出那個舊手機，翻到蘇萍的號碼，盯著看了很久。
沒撥。
她把手機放下，從床頭柜的抽屜里摸出一個鐵盒子。鐵盒子不大，裝茶葉的那種，蓋子已經(jīng)銹了，上面印著"西湖龍井"四個褪色的字。
她打開蓋子。
里面整整齊齊地碼著一疊照片，用橡皮筋捆著。最上面一張是黑白的，邊角發(fā)黃，上面是一個年輕女人抱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。女人笑得很開心，小女孩扎著兩個羊角辮，缺了一顆門牙，也在笑。
照片背面用鋼筆寫著一行字：桂蘭與萍兒，1978年春。
周桂蘭把照片貼在胸口，閉上了眼。
1978年。那時候她32歲，萍兒5歲，丈夫還在，日子雖然窮，但一家人在一起。
后面的照片按年份排列。萍兒7歲，換牙了，笑起來豁著嘴。萍兒10歲，背著書包站在學校門口。萍兒13歲，個子躥了一大截，站在紡織廠家屬院的梧桐樹下。萍兒15歲，瘦了，眼神有點沉，不怎么笑了。萍兒17歲——最后一張。
最后一張照片不是周桂蘭拍的，是萍兒的班主任偷偷給她的。萍兒站在教室窗邊，背對著鏡頭，肩膀在抖。照片背面寫著：萍兒得知要被送走的那天。
周桂蘭的手抖得厲害，她把照片放回鐵盒，蓋上蓋子，用力按了按。
鐵盒下面還壓著一疊匯款單。最早的一